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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許多抗戰老兵都不愿提及過去

時間:2017-04-18 責任編輯:中華歷史故事網 點擊:

  [導讀]“那真正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沒有。”郭曉明談到一名老兵的生活,“房頂是木頭的,燒水爐子是磚頭搭的。”老人每天拿破塑料瓶喝酒,那或許是唯一樂趣。“肯定還有更苦的,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崔永元和制作團隊用8年時間采訪3500人最終完成的紀錄片《我的抗戰》,不是重新書寫抗戰史,而是反映普通的生命個體在戰爭中的真實狀態。通過這些親歷者的細節講述,還原最真實的抗戰八年

  

  “沒有一個人能了解真正的歷史,你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去接近真實。”2010年12月5日,北京,崔永元在《我的抗戰》新書發布會上這樣說道。

  

  《我的抗戰》是崔永元和他的團隊歷時8年打造的一部口述抗戰史紀錄片,共采訪3500人,搜集歷史老照片300萬張。同名圖書呈現了紀錄片的原貌,全書由300位抗戰老兵講述,由24個獨立的抗戰故事組成。通過他們的口述實錄,呈現了正面戰場的重大戰役,描述了抗戰過程中的愛情、友情、親情。

  

  在新書發布會會場,兩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被人群簇擁著走了進來。一上場,他們就對全場人行了軍禮——在這個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第65年的冬天,名叫張晉和尤廣才的老兵終于等來了他們人生中遲到近70年的鮮花與掌聲。

  

  盡管,70年,很多時候就是一個人的一生。

  

  隱瞞60年的記憶

  

  在《我的抗戰》中,有太多和張晉、尤廣才一樣的老兵。他們頭頂抗戰英雄的光環。但,僅僅是光環而已。這些光,照不到他們內心深處的幽暗。鮮有人在乎他們真正的故事——他們經歷過怎樣的腥風血雨,歲月又遮掩了他們多少痛楚與悲哀。

  

  “我的團長……”話說到一半,面對鏡頭的老人已泣不成聲。

  

  這是《我的抗戰》中的一個影像片段。鏡頭中的老人名叫王文川,當年為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一營重機槍連機槍手,“八百壯士”中的一員。而他口中的團長,則是大名鼎鼎的抗戰英雄謝晉元。

  

  1937年10月26日,剛剛升任五二四團團長的謝晉元接到任務,死守上海最后陣地,吸引日軍,掩護閘北地區友軍撤退。26日深夜,團長謝晉元和營長楊瑞符帶著400多個弟兄,退守四行倉庫。初到四行倉庫時,有英租界士兵詢問謝晉元帶了多少士兵駐守,謝晉元為壯聲威答曰800人。

  

  “倉庫在你們在,倉庫不在你們就沒了。”謝晉元的訓話讓王文川很激動,他想,團長都這么說了,他也豁出去了。

  

  之后,一場生死搏斗開始。

  

  孤軍抗敵的士兵們打得極為艱苦,進入四行倉庫的第二天,日軍就炸斷了倉庫的通水設備。倉庫里存有糧食,只是,為了不讓敵人找到目標,大家不敢生火,餓了就吃生米,渴了就用槍筒子裝水喝。

  

  將士們堅守四行倉庫四天四夜,擊退日軍六次進攻,斃敵數百人,被當時的媒體稱作“八百壯士”?墒,就當壯士們準備與敵人做長時間的殊死決戰時,統帥部卻下令孤軍停止戰斗,退入公共租界。

  

  1937年10月31日凌晨1時,謝晉元組織部隊含淚撤出堅守了四天四夜的陣地。其后,租界工部局迫于日軍壓力,解除了將士們的武裝,將他們扣留在膠州路的一塊空地上,成了名副其實的“孤軍”。

  

  1941年4月24日清晨,孤軍營中,照常率兵出操的謝晉元,發現有四名士兵缺席,親往傳詢并且搜身,誰都沒想到,這四名士兵竟是被汪偽政府收買的叛徒,他們拔出藏好的匕首行刺,謝晉元身中數刀,血流不止,悲壯長逝。

  

  那一年,謝晉元37歲。

  

  “團長待我們就跟自己的親兒女一樣。”1946年,一百多名失散各地的“八百壯士”回到了曾誓死守衛的上海,他們在謝晉元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來,一起為老團長守靈。爾后,他們有的在上海做苦工維持生計,有的回到原籍當了農民,還有的則流落街頭。

  

  鏡頭前,王文川拿起那把謝團長送他的口琴,顫顫巍巍地吹了起來。鏡頭后,《我的抗戰》前線記者郭曉明內心抑制不住地難過。

  

  2008年,郭曉明和張鈞加入崔永元團隊,全身心投入到《我的抗戰》的工作中,兩年間,他們一共采訪了300多名老兵,而僅是對老兵王文川,郭曉明就跟訪了一年半,盡管,真正的訪談時間只有一個半小時。

  

  “他說話是很困難的,每次只說一兩句話,一個事情根本不能連貫講下來。”郭曉明說道,很多時候我們問多了問題,老人就不說了。采訪被迫中斷多次,郭曉明不得不一直跟訪,讓老人時不時說上幾分鐘。

  

  在老人的兒子王家賓眼里,父親一直脾氣古怪,沉默寡言。已經60多歲的王家賓依舊對父親有所忌憚。“別看我60歲了,我從心里頭對我父親還有一種恐懼,這是從小養成的習慣。”小時候,每次開完家長會,淘氣的王家賓都會遭到父親的責罵,挨打甚至被命令下跪。他一直都不理解,父親的性格為何會暴躁,不近人情。

  

  直到2007年,再次回到上海的王文川在兒子攙扶下回到四行倉庫,哭倒在團長謝晉元雕像前,兒子王家賓才終于找到了答案。

  

  在此之前,王文川在眾人眼中一直是個性格有些孤僻的北京退休工人。60年里,王文川一直在隱瞞,不管是身份還是歷史,即便面對自己的子女。

  

  看不見的傷,永遠藏在人心底的最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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