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胡繩武金沖及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11

　　

　　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的席位讓給袁世凱，是近代史上重大的歷史事件。近幾年來，學術界有人曾就此問題撰文進行討論。討論涉及孫中山“讓位”的原因是什么?應該怎樣看待孫中山的“讓位”?孫中山的“讓位”造成了怎樣的后果與影響等問題。學術界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在有些問題的看法上，甚至截然相反。這種分歧，表示著對這一問題研究的日益深入�？墒�，也需要指出，過去一段時間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未免較多地注意孫中山在“讓位”問題上的正確與錯誤，功過與得失上面。而對于孫中山究竟是在怎樣的歷史環境下“讓位”的，這種歷史環境究竟是怎樣形成的，這種歷史環境對孫中山當時的思想狀況和斗爭策略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等問題則不免缺乏具體的論述。就筆者所接觸到的材料來看，袁世凱之所以會被推上臨時大總統的寶座，首先是因為武昌起義后，由于種種的原因，在當時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海外華僑和留學生中，較普遍地形成一種如袁世凱能反正，借袁之力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國最為有利的心理狀態。正是因為有這樣一種心理狀態，所以武昌起義后不久，在南方各省中就出現了鼓勵袁世凱反正，宣傳袁如能反正“歸順”民國，就可舉為大總統的輿論。以黎元洪為代表的獨立各省，并很快地確立了袁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方針。正是由于這種環境，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的反革命野心才得以實現。描述這種歷史環境的形成，剖析形成這種歷史環境的諸因素，論述孫中山之所以不得不接受并推行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

　　

　　袁世凱適于做大總統的輿論，究竟是誰在什么時候第一次公開提出來的?目前已出版的近代史的論著中，對這個問題沒有給予明確的回答�，F在看來，第一次公開提出要袁世凱做大總統的很可能是當時在中國享有最大侵略權益的英國報紙。1911年10月21日的《民立報》第1頁以《歐洲關于中國革命之電報》為題的新聞報道中說：“《每日鏡》(DailyMirror)、《倫敦晚報》(LondonEveningNews)及其他各報宣言孫逸仙已選袁世凱為第一總統。此間輿論極贊成袁世凱聯合革命黨，并望孫勿念舊日之恨，袁當有以助其成功，云云。”這是目前筆者所看到的公開提出讓袁世凱做大總統的最早的宣傳。10月21日離武昌起義才剛滿10天，當時孫中山尚在美國，根本沒有“已選袁世凱為第一總統”這回事，英國的一些報紙竟如此公開宣傳，這是它們心聲的流露。

　　

　　英國報紙之所以如此宣傳，決非偶然，而是急切地推出它在中國的新的代理人以維護其在中國的侵略權益，免遭革命損害的表現。

　　

　　英國當時在中國是擁有最大侵略權益的國家。它在中國的貿易總額，包括香港在內超過其他各資本主義國家在華貿易的總和。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叢刊》(第六冊)，第5頁。而被革命席卷了的長江流域，恰好又是英國的勢力范圍，它的在華投資3/4在這個地區。因此，英國在武昌起義爆發后，急于希望局勢能夠盡快地恢復平靜。但是，究竟怎樣才能使被革命打亂了的舊秩序迅速地得到回復呢?直接出兵干涉么?根據當時的形勢，它認識到這樣做是不利的，因為這樣做，就意味著向中國人民宣戰，會危害到它的臣民在華的生命和財產。怎樣才能做到既不冒出兵干涉的風險，又能使被革命打亂了的舊秩序迅速地得到恢復呢?這在英國政府看來，最好的辦法是讓袁世凱出來收拾局面。這是因為它認為，袁世凱在當時的中國是最有能力維護舊秩序的強有力的人物。事實上，“庚子之役，袁在山東的措置，甚得西人稱道。迨任北洋大臣及外務部尚書，對內推行新政，對外聯好英、美，聲譽日隆。罷黜之后，清政府每況愈下，英、美對清室已不存何希望，但不愿革命黨得勢，希望袁再出秉政。”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頁。早在1911年2月，英國外交大臣格雷(E�盙rey)在與日本公使加藤討論中國的局勢時就說：“我認為，中國有一個更好的政府是可取的。目前的內閣是軟弱的，優柔寡斷的。這個內閣以不現實的政策將自己推向深淵。它的活動可能給自己招致國內革命。很可惜，袁世凱及其擁護者，如唐紹儀等人，沒有擔任國家公職。”P�甭澹骸队�國與日本(1911—1915年)，英國遠東政策研究》，轉引自《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輯，第91頁。這說明：早在辛亥革命爆發前八個月，英國政府就希望袁世凱出來秉政了。弄清楚了英國政府的這種意愿，我們對于《每日鏡》、《倫敦晚報》等英國報紙竟然無中生有地做出上述那種宣傳也就不會感到驚異了。

　　

　　在國內究竟是誰首先公開表示如果袁世凱贊成共和就可以做大總統的?有一個湖北人，得知袁世凱被任命為湖廣總督的消息后，用“鄂人”的名義給袁世凱寫信說;“近聞海上各報，皆謂閣下已受滿虜簡為鄂督，偕廄昌前來，心竊怪之。嗟乎!閣下非漢人乎?胡一旦昧心至此也。”“為閣下計，何不以迅雷之勢，建不世之業，漢族之華盛頓，唯閣下是望。”《鄂人致袁世凱書》，見《滿清外史》第8編。(按：袁世凱被任命為湖廣總督的日期是10月14日，如果寫這封信的“鄂人”是住在武漢的，根據當時滬漢二地通郵情況，一看到報上刊登袁任“鄂督”的消息就寫這封信，則寫信的日期當在10月20日左右，那么，它很可能就是最早表示袁如反正，就可以擁為總統的一封信了。很可惜，這位“鄂人”的信既未署名亦未注明寫信的日期，所以尚難做出準確的判斷。)在革命黨人方面，明確公開表示袁如反正就可被舉為總統有確切日期可查的是1911年10月28日的《民立報》。該報在這一天以《敬告袁項城》為題的“短評”說：

　　

　　“今幸天誘其衷，清廷屬治兵柄，此誠千載一時之嘉會也。人心歸漢，公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

　　

　　雖今日世界不能容有子孫帝王萬世之觀念，但以渺然之躬，代表四萬萬眾，為第一期之大政長，與環球總統、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壇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

　　

　　袁世凱是10月30日，正式接受清廷委任的欽差大臣，離開彰德南下視師的。10月28日《民立報》發表上述“短評”的時候，袁尚在彰德，這說明袁尚未“出山”，革命黨人就以“第一期之大政長”相勉了。在這篇“短評”之前，我們還沒有看到立憲派人公開發表過這樣的言論。所以，盡管立憲派人在武昌起義后的第五天就開始搞起所謂“惜陰堂策劃”，力圖使袁世凱登上總統的寶座，但看來，首先公開鼓勵袁世凱爭取做大總統的是革命黨人而不是立憲派人。

　　

　　繼上述“短評”以后，公開出來鼓吹袁世凱可做大總統的是旅居歐、美的一些華僑和留學生�！渡裰萑請蟆吩�1911年11月2日這天，刊登了倫敦華僑、留德學生和芝加哥旅美學、商全體等三封鼓吹爭取袁世凱做總統的電報。這三封電報是：

　　

　　倫敦華僑致全國同胞電

　　

　　“全國同胞公鑒：救亡之策，惟泯漢滿，和革黨，調新舊，速建聯邦共和大國，優養廢帝后，不可遲疑失時。……務乞億兆同胞，軍民一心，速迎天機，各守公法，速建共和立憲國。袁世凱資格，適于總統，外論亦協，方不可折入滿洲，存帝自擾。即為滿人計，亦宜如此。……華僑泣血布各報。”

　　

　　留德學生電

　　

　　“各報館鑒：主張自開國民會議，廢滿帝建共和，袁助民黨中外歡迎，已電資政院。留德學生。”

　　

　　旅美芝加哥華僑電

　　

　　“各報館鑒：項城宜于漢族總統，勿任滿洲利用以延虜祚。如果甘為滿奴，誓為三百九五兆人寸磔此漢奸，以謝同胞，旅美學商全體一致。旅美芝加哥華僑公電。”

　　

　　《神州日報》在刊載了上述三封電報后，又分別于11月4日和6日，先后用《忠告袁世凱與東南各督撫官吏》、《再告袁世凱》為題，發表了兩篇社論。在《再告袁世凱》中說：

　　

　　“滿人知其覆亡在即，乃師以往諸酋之故智，令公視師，欲公出為曾國藩第二，殊不知時事既移，曾氏已為天下所唾罵。今日為中國前途計，為萬民生命計，乃至為公個人計、聲譽計、身家性命計，惟有聯合鄂軍，卷旗北向，以如虎之新軍，掃黃龍之殘局，然后黃袍加身，為中國共和國初開幕之第一任大總統，則國人感公，外人慕公。天下豈有到手之華盛頓棄而不為，而甘心效法梅特涅者?”

　　

　　其后，該報又于11月15日，以“社論”形式發表的沈朵山、孫星如二人來稿——《新國家建設之謀劃》(續)一文說：

　　

　　“仆等之愚，以謂今日滿漢相持，其向背足為中外所重者，當推袁世凱。……為今之計，惟有聯合已告獨立各省，公舉夙負名望之人為代表，造袁往請，更宜乘袁氏未北行之前，倍道而行，如袁行至北庭則事又多一周折矣。且今日無論袁之人格與共和政府相容與否，顧彼為名譽計，一時必自感受。吾中華民國能納袁氏則可杜外人干涉，速滿族之滅亡，免生靈之涂炭，目前之至計最要法著也。”

　　

　　這篇文章從其內容看，是寫于袁世凱尚未到北京之前。袁是11月13日到北京的，此文寫作的最晚日期當在10日左右�！睹窳�報》和《神州日報》，當時都是革命黨人在上海所掌握的報紙，在從10月28日到11月10日左右，不到兩周的時間內竟然發表了這么多鼓吹爭取袁世凱做第一任大總統的言論，這就說明了當時在革命黨人中確實存在著一種認為爭取袁世凱反正、舉袁為總統對革命最為有利的心理狀態。黃興在11月9日，以戰時總司令的名義寫信給袁世凱說：“興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義斷無先后之別，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以拿破侖、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侖、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侖、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蒼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載一時，祈勿坐失。”也正是這種心理狀態的表現。

　　

　　早在黃興寫這封信以前，湖北軍政府和已獨立的南方其他各省軍政府，已經確立了只要袁世凱贊成共和，就舉袁做第一任大總統的方針。江海關稅務司蘇古敦(A�盚�盨ugden)11月9日致總稅務司安格聯(F�盇�盇glen)的報告說：“黎元洪宣稱，他已通電各都督，有七省都督已經同意成立一個共和國，推舉袁世凱為第一任大總統。”《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十三編)，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26頁。日本駐漢口總領事館情報第二十七報于9日上午的報告：“傳說黎元洪曾對某外國人談，現在中國各地革命軍之五個司令官均已同意函請袁世凱擔任中華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云。”《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一號，第563頁。正是因為已確定了這個方針，所以，11月11日，黎元洪等人代表湖北軍政府與袁世凱的代表劉承恩、蔡廷干談判時，黎對劉、蔡說：“予為項城計，即令返返旗北征，克復汴冀，則汴冀都督非項城而誰?以項城之威望，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辛亥革命》(叢刊本)(八)，第66頁。當時，《神州日報》也公開報道：“黎元洪以中國共和第一任總統許袁世凱，現袁對此事之答復，猶豫未決。”《神州日報》1911年11月12日，北京電。“袁世凱逗留不肯赴北京，聞已受黎元洪言愿為共和領袖，以冀彼舉為第一總統。”《神州日報》1911年11月13日，漢口電蕪湖轉。過去，不少辛亥革命史的論著，多把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方針的制定歸之于當時像黎元洪、湯化龍這樣的一些舊官僚和立憲派人擠進革命陣營所產生的影響�，F在看來，這種看法，并不符合實際。一些舊官僚和立憲派人滲入各個革命的軍政府，他們對這種“舉袁”方針的制定有影響是事實，但并不是主要的。11月初，南方各軍政府確立這個“舉袁”的方針時，離武昌起義尚不到一月，事實上，當時在各個軍政府內部的舊官僚和立憲派人的發言權并不大。上述《民立報》和《神州日報》所發表的言論，足以有力地說明：袁世凱如果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的確定，起主要作用的并非黎元洪、湯化龍這樣的一些人，而是當時在革命黨中較普遍地存在著一種認為袁世凱如能反正，借袁之力推翻清廷，以建民國最為有利的心理狀態。“舉袁”方針的確定，應該說，正是這種心理狀態的集中反映。這種方針的確定，為各種支持袁世凱上臺的社會勢力(包括帝國主義的勢力)的預謀得以實現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這個方針，自從11月初由黎元洪代表南方各省軍政府提出，經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漢口開會時，得到正式以決議的形式通過后，一直為革命黨人所奉行貫徹。南京光復后，黃興于12月9日給汪精衛的復電說：“項城雄才大略，素負全國重望，能顧全大局，與民軍為一致之行動，迅速推倒滿清政府，令全國大勢早定，外人早日承認，此全國人人所仰望。中華民國大統領一位，斷推舉項城無疑。”《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94頁。南北議和開始的前二天，即12月16日，《民立報》在以《告唐紹儀》為題的社論中說：“吾深有待于唐紹儀之宛轉陳述，俾袁氏迫令滿虜以退讓為能，則民國之建，無以為梗。吾族健兒必樂予滿虜以特別之優待，而總統之席，袁世凱終有當選。千載以后，銅像巍峨，不啻唐紹儀貺之。袁氏之感謝，及于子孫。”《告唐紹儀》，《民立報》1911年12月16日。12月18日，南北議和在上海正式開始，五天以后，即12月23日，黎元洪、伍廷芳二人，又分別向《大陸報》公開聲明，只要袁世凱“不再遲延承認共和政體，必可選為共和國總統。”《革命中之西報觀察》，《神州日報》1911年12月25日。12月29日，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后，也分別于12月31日和1912年1月2日，兩次致電袁世凱，表示臨時大總統一席，他只是“暫時承乏”，只要袁世凱擁護共和，他一定“讓位”。

　　

　　由上可見，自從11月初，黎元洪提出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直到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以后，革命一方所發表的公開聲明，從未改變。即使在南北議和期間，許多革命黨人一再批評議和的錯誤，并揭露袁的反革命野心，但卻很少有人從根本上否定袁如反正即舉他為大總統的這一方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革命黨人產生擁袁以建共和最為有利的心理，制定只要袁世凱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呢?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二

　　

　　武昌起義后，革命黨人一再宣傳只要袁世凱反正即舉為大總統，難道他們對袁世凱的反動本質毫無認識么?也不是。事實上，就在宣傳袁最適于做總統的同時，也有人不斷揭露他是“帝制自為”絕不可信賴的奸雄。甚至在同一份報紙上，短短的幾天內，既登擁袁的稿件，又登反袁的稿件。如《神州日報》在11月15日的社論中提出迎袁出來做大總統為當今最要之法著的次日，又發表題為《論過信袁世凱者之誤》的“社論”，指出袁有“操莽之遺風”，在“汲汲收攬兵權”，“欲其身享無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實”，“吾人決不能以無數鮮血，億兆無量之犧牲，而供袁一人坐享之利，為富貴之資。”《神州日報》1911年11月16日。其后，隨著袁世凱并不是痛快地接受擁戴，而是在殘酷鎮壓革命的同時，大肆玩弄停戰、議和的花招，別有用心地主張君主立憲、反對共和的時候，人們對他的反革命伎倆的揭露也就更加痛快淋漓。

　　

　　如何解釋革命黨人對袁世凱的反動本質并非毫無認識，而又推行只要袁世凱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這一問題，只要我們對他們當時所提出的“擁袁”理由作一番研究，即可以得出清楚的回答。

　　

　　總括當時許多的“擁袁”言論，其所持理由約可歸納為三個方面。1��“今日滿漢相持，其向背為中外所重者，當推袁世凱”，袁為漢人，“袁世凱之資格，宜于漢族總統”;2�蓖鈬�輿論主張舉袁為總統，舉袁可以“杜外人干涉”;3�迸e袁可以“速滿族之滅亡，免生靈之涂炭”。當時革命黨人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認識?應該說，這既有歷史的亦有現實的根源;既有認識問題，也有力量對比問題。

　　

　　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是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理論準備十分不足的情況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自從20世紀初開始，他們所宣傳的內容，主要不外民族的危亡和“排滿”革命兩個方面。他們認為，嚴重的亡國滅種危機，是清朝的反動賣國造成的。清廷為什么會放手賣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個“異族”的朝廷，所以對漢族祖先艱苦創業留下來的家財才毫不吝惜地大量出賣。清廷不僅放手賣國，而且對內實行殘酷的封建專制統治和種族的歧視政策。因此，要挽救民族的危亡，革除封建統治，就必須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基于這種認識，他們提出了“排滿”革命的口號，進行了廣泛的宣傳。這一口號，實質上包含著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對內反對封建壓迫和種族歧視內容的戰斗口號。因此，它能夠迅速為廣大群眾所接受，對推動革命運動向前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這個口號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它沒有把所包含的內容明確地表達出來。胡漢民后來在總結經驗時說：“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于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亟簡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于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謂‘民國共和’則僅取得從來未有之名詞而已。至其實質如何都非所向。”《胡漢民自傳》。胡漢民這里所說的“民眾”，事實上應該把眾多的革命黨人都包括在內。武昌起義后，不僅很多一般的革命黨人，以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漢人做了大總統，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連孫中山、黃興這樣的革命領袖亦不能例外。

　　

　　正是由于革命黨人過分強調滿漢對立，簡單地宣傳“排滿”，這就使他們不僅沒有把漢族的官僚和軍閥當作革命對象，反而把他們當作可以爭取的同胞兄弟。所謂“論地位則為仇讎”，“論情誼則為兄弟”。只要他們站到“反滿”的行列中來，即可“離仇讎之地位而復為兄弟”。這種長期而反復的宣傳，在革命黨人和一般的民眾中自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武昌起義后，許多人繼續強調滿漢矛盾，接受甚至擁戴清朝的督撫宣布獨立，正是這種思想指導下的結果。“舉袁”方針的提出，自然與這種指導思想是分不開的。袁世凱既為漢人，只要他站到“反滿”的行列中來，他就可以“離仇讎之地位而復為兄弟”。從這一點來講，當時提出只要袁反正即可舉為大總統，不僅不足為怪，而且也是合乎邏輯的。當然，是袁世凱而不是其他的漢族大官僚為革命黨人所擁戴，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為袁為“中外所重”。黃興在給袁世凱和汪精衛信中所說的“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項城雄才英略，素負全國重望”《黃興集》，第82、94頁。，并非全是客套話，而確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人的看法。當時在人們心目中的袁世凱的形象，并非他后來成為竊國大盜的形象，而是一個在清廷中開明的頗有作為的漢族的封疆大吏的形象。這與袁世凱在清末積極推行“新政”，支持立憲，主張成立責任內閣，欺騙了不少人，在上層社會特別在立憲派人中有相當的影響，是分不開的。黃興在給袁世凱的信中所說的“以明公個人言之，滿廷之內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當系指此而言。革命黨之所以“舉袁”，更為重要的原因，還在于武昌起義后，他迅速地攫取了清廷的軍政大權，只要他贊成共和，即可迫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體。所謂如袁世凱“能顧全大局與民軍為一致之行動，迅速推倒滿清政府，全國大勢早定，外人早日承認，此全國人人所仰望。”《復汪精衛電》(1911年12月9日)，見《黃興集》，第81、94頁。正明白地道出了革命黨人擁袁的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