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右）任大元帥行營參謀長時，與孫中山在廣州車站合影，國民黨史稱之為“兩大領袖”會面

　　

　　孫、宋、蔣的悲歡離合

　　

　　1908年，蔣介石二次赴日本，如愿進入“振武學校”學習軍事，即由陳其美介紹，加入以孫中山為總理的“中國同盟會”。1910年，陳其美又為他引見孫總理，被許為不可多得的人才。

　　

　　1914年，蔣介石赴東北策劃討袁軍事期間，歐戰爆發。他曾上書孫中山陳述歐戰趨勢及倒袁計劃。至1915年，袁世凱帝制野心明朗化，孫中山討袁行動亦趨積極。蔣介石數次往來日本、上海。

　　

　　當此之際，宋慶齡也在孫中山身邊，協助秘書工作，進而譜出一段戀情。此時，宋美齡沒有站在反對一方，兩姐妹關系分外親密。然而12年后，宋美齡與蔣介石的婚姻，宋家都表贊成，獨宋慶齡一人因不能容忍蔣介石違背孫中山遺志而持反對立場。

　　

　　孫、宋、蔣三人會面始于何時，似一直不為人所注意。據日本外務省檔案的監視記錄，以1915年11月3日在東京孫中山寓所最為可能。是日記載：“下午三時七分，蔣介石來訪，三時十五分離去。”時孫、宋租屋而居，還是新婚燕爾，蔣氏造訪，三人會面，喜氣洋溢。孫、宋熱戀，驚動一時，蔣躬逢其盛。其日后追求宋美齡，不無起而效尤之思。后來，蔣介石和宋慶齡在孫中山左右，晤面機會增多。1922年6月，陳炯明之變，蔣奉命赴廣州護衛孫中山，同返上海后，在孫寓工作一段時間。12月初，宋子文在孫寓舉辦晚會，蔣和宋美齡都參加，首次謀面，暗結日后姻緣。

　　

　　孫、宋、蔣最后一次會面在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應馮玉祥、段祺瑞等人邀請，北上共商國是。孫中山乘永豐艦北上，宋慶齡隨行。道經黃埔軍校，蔣介石校長登艦迎接。在黃埔軍校時，孫中山與蔣校長有一晤談：

　　

　　孫先生：余此次赴京，明知其異常危險，將來能否歸來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為革命，是為救國救民而奮斗，又何危險之可言耶？況余年已五十九歲，雖死亦可安心矣！

　　

　　蔣校長：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

　　

　　孫先生：余蓋有所感而言也。余所提倡之主義，冀能早日實行。今觀黃埔軍校學生能忍苦耐勞，努力奮斗如此，必能繼吾之革命事業，必能繼續我之生命，實行我之主義。凡人總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學生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則可以死矣！

　　

　　這是孫中山與蔣介石最后一次談話，宋慶齡在側，當亦耳聞。

　　

　　孫中山逝世后，蔣介石與宋慶齡仍維持兩年的和善關系。姑舉1926年7月1日蔣致宋慶齡的一封信為例說明。信謂：“夫人惠鑒：據子文兄來說，欲尋一編輯總理文稿人員，茲擇定楊同志譜笙為之編輯。楊君為英士之秘書長，系本黨老同志，可信托也。故特請其前來接洽，并將總理函稿交付楊君，可早日編就也。”蔣聞獲宋要編輯孫總理文稿，即代為物色適當人選，可見其貼心。惟從事后他已對宋美齡愛慕、追求觀察，也不無討好意味。

　　

　　蔣、宋關系交惡，在1927年4月。斯時，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通過“清黨”決議，蔣介石奉命執行，造成黨內分裂，國共之間結下不解怨仇。共產黨自此嚴厲批判蔣介石為“反革命分子”。宋慶齡、何香凝與國民黨左派領導人聯名發表“討蔣通電”，痛批蔣介石違背孫總理遺志，并呼吁國共繼續合作。對于宋慶齡的聲討言行，蔣不保持緘默，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回信。這封信不曾公開過，特錄出以為證：

　　

　　夫人大鑒：中正此次赴滬，未克訪晤，于心欿然不安者久之。近由南京得夫人鉛印之傳單，其文句污蔑本黨與政府實非夫人態度之所應出也……此傳單之文句與語意所指為“反革命國民黨領袖之欺叛性格，從未有如今日之無恥暴露于世界”。是誰為欺叛，誰為無恥？“叛徒們既背叛了國民革命，便免不了墮落成帝國主義的工具”，此叛徒們為誰？背叛國民革命者為誰？墮落成帝國主義的工具又是誰？今中正于此不能不以黨員之資格為夫人答之。反對收回國權者是為賣國，即為國民革命之叛徒。受蘇俄帝國主義之欺騙而自暴棄其國家之人格者，即為帝國主義之工具；反對國民黨、國民革命者，即為欺叛之徒。其他吾不忍多言矣。請夫人再深思之。

　　

　　吾知此電文必非夫人所擬，亦非夫人本意之所出。然而以夫人之名義而復自承認其電文是夫人，在總理所產生本黨之歷史而竟有此事，是誠不僅為夫人個人惜，抑且為吾總理哭也。中正知而不言，則不僅不能對總理在天之靈，抑且無以對本黨與黨員諸同志，并無以對我革命之良心。請夫人詳審之。知我，罪我，不盡欲言。

　　

　　抗戰勝利后，1946年2月11日下午，蔣回到上海，即進賈爾業愛路（今東平路）“愛廬”，與夫人宋美齡安置家具，并在三樓辟祈禱室，默謝上帝。2月14日上午11時，蔣訪孫夫人。宋慶齡送他“總理手寫之建國大綱，甚珍貴也”。宋慶齡選在抗戰勝利、國家復原時刻贈送，意義格外重大。蔣非常珍惜，所以裝裱成卷軸，傳之子孫。

　　

　　浮光掠影

　　

　　1936年10月31日，中國童子軍總會在南京中央體育場舉行第二次大檢閱。在一段紀錄片中，宋慶齡與宋美齡聯袂出席，跟隨盛裝的蔣介石總會長步向會場。三人身影只出現數秒。因政見歧異與政治矛盾，多少影響宋慶齡與蔣介石夫婦的和諧關系，但姑不論動機為何，宋慶齡愿意出席童子軍大檢閱活動，便是一項善意表現。

　　

　　兩個月后，西安事變發生。宋美齡展開營救丈夫行動。宋慶齡也反對采取轟炸西安的政策，主張釋放蔣介石。事變第二天，她從銀行提款，電話通知孫科安排飛機，并約好何香凝，準備聯袂飛往西安，直接說服張學良、楊虎城。在蔣介石面臨生死關頭，宋慶齡伸出援手。

　　

　　1944年6月20日，美國第33任副總統華萊士以美國總統特使身份訪問中國。次日夜8時，蔣介石偕夫人在林園官邸設宴招待，受邀與會者百余人，宋慶齡也出席招待會。紀錄片顯示，她就坐在蔣左側，席間也有互動。眾所周知，宋慶齡好煙，但外界鮮見她抽煙照片。在此正式外交場合，捕捉到她請蔣主席，向隔坐的宋美齡索煙。蔣居中為她傳遞煙盒。

　　

　　1943年3月12日，蔣介石帶領緯國，前往重慶黃山，探訪宋慶齡住處。宋以水煮蛋款待，蔣介石甚感，特記道：“此故鄉寧波款待新女婿與外甥之珍品也。”1946年2月，蔣重返上海，訪視住在靖江路45號的宋慶齡，嫌寓所狹小，特別囑咐黃仁霖為宋另覓大屋。

　　

　　（摘自《縱橫》2011年第5期，文：邵銘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