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美和蔣介石都喜歡去逛妓院，蔣甚至將高級妓女納為妾……
　　
　　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妓女這個特殊的群體也加入其中。她們之中有立志報國的，為革命出錢出力，救助落難的革命黨人；也有讓革命黨入腐化墮落的，連蔣介石、陳其美等也經常出入妓院。甚至在宋教仁被刺案中，也有她們的身影……
　　
　　革命黨人與妓女的關系
　　
　　同盟會重要干部陳其美1909年在上海馬霍路（今黃陂北路）經營秘密革命機關天寶客棧時，又以清和坊琴樓別墅和粵華樓17號為附屬機關，“陽為縱情聲色，以掩人耳目，所以外面只知道這是個娛樂場所，不覺其為革命機關”。每晚六時至十時，或餐于粵華，或宴客于琴樓，與王金發等主要人物討論革命事宜。陳其美因此在上海光復后被人號為風流都督、楊梅都督。
　　
　　武昌起義后陳其美又經常出入五馬路群玉芳妓院，蔣介石也隨同前往尋歡作樂。蔣在1912年納的妾正是在該妓院中作娘姨伺候高級妓女的姚冶誠。陳其美在滬軍都督任內“揮金如土”，“貪財好色”，“日走妓館，恣情濫狎，一時有楊梅都督之號”。當陳要求分用南洋華僑捐款時，陶成章說：“我的錢要給浙江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武昌起義后革命形勢飛速發展，但在清王朝行將崩潰、清軍與革命軍停戰議和期間，某些起義軍新貴為及時行樂，“在武昌找土娼，或每天夕陽西下，辛苦渡過那一衣帶水的揚子江到漢口去嫖妓。”由于漢口的街市被清軍馮國璋用野炮轟成瓦礫，“僅在租借地有妓院，于是這些地方就成為新貴們行樂的重心區了。”
　　
　　1912年初，關外都督府的軍械人員從東北買了兩挺機關槍回煙臺后“上岸去玩日本下女”，結果槍被上海都督府的同行順手牽羊拿走了。
　　
　　馮玉祥對民國初年有些立志獻身革命的青年，“受了一點挫折，吃了一點虧苦之后，……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縱情享樂，再也不提革命這回事了”大有感慨。他在寫回憶錄時說：“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為吃喝嫖賭吹的健將了。這真叫人看著太可痛心了。”當然，辛亥革命前后也有一些青年革命黨人懷著崇高的理想，堅持潔身自好，并企圖以此改造社會風氣的。
　　
　　1903年陳獨秀等人在拒俄運動中“因外患日亟，結合士群為一團體，發愛國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執干戈衛社稷，以為恢復國權基礎”，準備成立安徽愛國會。在該會擬章中有社員戒約一章，內有“戒洋煙、嫖、賭一切嗜好”之條文。民國建立后，唐紹儀、蔡元培、汪精衛、宋教仁等人于1912年2月23日在上海發起社會改良會，“總旨在以人道主義及科學認識為標準而定改良現今社會之條件。”入會條件共有36條。第一條即“不狎妓”，其次為“不置婢妾”。第三十六條是“戒除有礙風化之廣告（如賣春藥、打胎等）及各種印刷品（如賣春畫、淫書等）。”“其后為政潮所激蕩”，該會發起人“次第星散，未及進行”。
　　
　　妓女與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人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女同盟會會員戰斗的身影，而在她們的行列中妓女郭蓮花赫然在目。此人在1911年廣州黃花崗起義時曾租屋放火予以配合，后被捕。
　　
　　1911年鎮江人馬貢芳參加廣州起義，失敗后被捕，妓女黃碧泉為他“奔走省港，泣吁營救”。辛亥革命后，個別參加廣東女子北伐隊的隊員由于生活無著，甚至淪為妓女。
　　
　　上海光復后，張俠琴、唐天琴等青樓妓女在革命風潮的激蕩下創辦了中華女子偵探團養成所，準備為革命軍收集情報而培養間諜。入團的條件是年齡在16歲以上30歲以下，粗通文字者。計劃先在養成所訓練偵探知識三個月，養成偵探人才，再赴前敵，探取行軍時之敵情及國際上之秘密。雖然北伐戰爭不久因南北議和迅速了結，該團未能正式啟用，但上海妓女們的一片愛國熱忱實在令人欽佩。
　　
　　刺宋案中的妓女
　　
　　1913年3月20日晚，國民黨理事長宋教仁在上�；疖囌居龃�。三天以后上海租界巡捕房根據一個古董商人的報告，逮捕了上海青幫大字輩、中華國民共進會會長應桂馨。次日兇手武士英也被緝拿歸案。此案的政治背景是袁世凱授意國務總理趙秉鈞遙控應桂馨干的。應桂馨，浙江寧波，1895年前后在上海拜道臺黃祖絡為義父，從此依仗有官府的庇護，賭博嫖娼，過著十足的流氓生涯。他接納妓女翁梅倩為妾，后來又在風月場中看上了雛妓花旦小喜鳳，不惜出重金為她贖身，然后命令小喜鳳在他開設的桂仙戲館演出有傷風化的劇目。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應桂馨與同盟會干部陳其美搭上了關系，參加了上海的辛亥革命，曾經擔任上海軍政府諜報科長、中華國民共進會會長。
　　
　　1913年2月已經暗中投靠袁世凱的應桂馨在上海把山西人武士英（原名吳福銘）拉進共進會，兩人交換蘭譜后，由應請客在同春坊妓女胡翡云處熱熱鬧鬧地玩了好幾天。應桂馨此時似乎勝券在握，成竹在胸，得意洋洋地對胡翡云夸下�？�，承諾過節后將帶她進京“做他家小”，共享清福。應桂馨心里明白進京尋歡作樂的前提是必須干掉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出任下一屆內閣總理呼聲最高的宋教仁。刺宋案發生后，應桂馨若無其事地又去迎春坊三弄的妓女李桂玉家赴宴應酬，結果在李的妓院中被抓獲。在此之前，上海租界的巡捕去西門文元坊應桂馨住宅，在那里發現了幾天前武士英在五馬路六野旅館托賣的花瓶，次日當胡翡云與武士英同至應家送信時，被巡捕雙雙拿下。不久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妓女與逆境中的革命黨人的交往
　　
　　湖南醴陵婦女黃玉嬌，所寓玲瓏館。1913年秋天脫籍家居，閉門謝客。當湖南革命黨人傅熙湘一個人因二次革命失敗，從省城長沙悄然回鄉時，她毅然收留，使之免遭湯薌銘的殺害。袁世凱稱帝失敗后，傅熙湘重新主持《長沙日報》。1917年玉嬌嫁人，傅熙湘整理兩人往還所作詩篇集成《江薇感舊記》。1919年南社負責人柳亞子為《江薇感舊記題詠集》作序刊印，風塵女子黃玉嬌冒著生命危險掩護革命志士的事跡才廣為流傳。
　　
　　1913年革命黨人、原重慶蜀軍政府副都督夏之時為了躲避袁世凱的追捕，躲入上海清和坊一家妓院避風。夏對在該妓院中學唱戲的董竹君一見傾心。董也對長得風度翩翩的夏有愛慕之意。但她不愿夏為自己出錢贖身，設計自己跳出火坑。董竹君先是裝病罷唱，老鴇無計可施，只好將董送到一處僻靜的地方軟禁起來，派了兩個看守。過了一段日子董假裝想回心轉意，重操舊業，麻痹看守，乘其不備，跳上一輛黃包車，直往夏之時住的旅館而去。夏馬上帶她到虹口一家日本人開的松田旅館里舉行了簡單的婚禮，然后兩人一道乘船流亡日本。
　　
　　1934年，接連生了兩個女孩的董竹君不滿丈夫夏之時的專橫、霸道，毅然提出離婚。她在此前后開辦了群益紗管廠、錦江川菜館（今上海錦江飯店之前身）、錦江茶室等實業，成了上海灘上的女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