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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黨的誕生日是如何被確認的?_黨史故事_中華歷史故事網  •  Size: 37075  •  Last Modified: Sat, 21 Oct 2017 15:38:38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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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誕生日是如何被確認的?

發布時間:2014-07-03 22:13:01 來源:中華歷史故事網 點擊: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由于當時力量十分弱小,一直受到舊勢力與外國租界勢力的打壓,活動處于白色恐怖之下,黨中央機關不斷地遷址,且屢次遭到破壞,致使許多珍貴的文獻不得不自行銷毀,以免落到敵對勢力的手里。在那個血雨腥風的崢嶸歲月,這樣處理也是無奈之舉。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以及敵強我弱,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遭到失敗,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被迫隨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當到達陜北時,只剩下經過萬里跋涉靠肩膀挑來的兩鐵箱子文件,遺憾的是,其中沒有關于中共“一大”的任何文件與材料。此時,黨中央已經在延安扎下根來了,環境相對穩定,回顧黨的歷史的工作就提上了日程。
  
  要回顧黨的創業史,就自然得從為黨的誕生日開始。參加過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當時在延安的只有毛澤東、董必武二人。其余的11人——1922年陳公博脫黨,1923年李達脫黨,1924年李漢俊脫黨,1924年周佛海脫黨,1924年包惠僧脫黨,1930年劉仁靜被黨開除,1938年張國燾被黨開除。13位黨代表,脫黨的、被黨開除的7位,占半數以上;犧牲了3人,鄧恩銘1925年犧牲,王盡美1931年犧牲,何叔衡1935年犧牲。李漢俊脫黨后加入了國民黨,并先后擔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國民黨湖北黨部青年部長等職,于1927年被反動軍閥殺害。
  
  其他代表除已死的鄧恩銘、王盡美、何叔衡、李漢俊四人外,張國燾已叛逃到當時的蔣介石國民政府駐地武漢,陳潭秋遠在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后于1943年犧牲),李達在國統區教書,陳公博任國民黨中央軍委會第五部部長,周佛海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包惠僧任國民黨內政部參事,劉仁靜被關押在國民黨的蘇州反省院,均無法向他們征詢。毛澤東和董必武只記得是1921年7月間到上海開會,但無法確定具體日子,因為缺乏檔案資料,一時無法查證,于是決定取月首的一天,即7月1日為建黨紀念日。
  
  1938年5月,毛澤東在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的講演中正式提出:“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十七周年的紀念日。”其中用“紀念日”一詞,應該說是比較慎重的。 “七一”作為黨的誕生日,最早見于中央文件是在1941年6月30日。當時,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指示說:“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據地應分別召集會議,采取各種辦法,舉行紀念,并在各種刊物出特刊或特輯”。這是以中共中央名義作出的把“七一”作為黨的生日進行紀念的第一個文件。
  
  從此,“七一”就作為黨的生日固定下來。每年的7月1日,全黨都要熱烈慶祝黨的誕生紀念日。此后的幾十年時間里,一直到1980年,國內的書籍中講到“一大”召開時間,都寫成了1921年7月1日。
  
  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長陳毅對中共一大會址的尋訪十分重視。從1950年開始找,當時已歷經近30年,難度很大。市委宣傳部根據市領導的指示,多方設法尋找,把漢奸周佛海的老婆楊淑慧釋放出來去指認,并找到了當年布置會場的李達的夫人王會悟。但她們只確認了“一大”的會址,后來又請當年房子的主人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進一步確認,才終于確定了地址,恢復并做了紀念館,但那時只是對黨內開放,并不對外。但無論是楊淑慧、王會悟,都對“一大”召開的具體時間記不清楚了。50年代,李達夫婦及已脫黨的包惠僧、劉仁靜等人都在回憶中說,“一大”于暑假期間召開,因為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多數代表都在學校讀書或任教,只有放假才能脫身,國內放暑假的時間又在7月中旬以后。由此,大家傾向于“一大”應該是在7月中旬以后召開的這樣的結論。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步入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各項事業都開創了新局面。以解放軍后勤學院教員邵維正為首的一些專家學者,開始考證中共“一大”召開的史實。他們查閱了包括當時出席大會的代表及其家屬的回憶,大致肯定了“一大”召開日期是在1921年7月下旬。他們在考證中欣喜地發現,在前蘇聯于1957年移交來的歷史檔案中,有兩份重要材料說會議于7月23日召開:一是1936年當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五周年的時候,黨的“一大”代表陳潭秋同志在莫斯科出版的《共產國際》雜志第七卷上,發表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文,以表示對黨的誕生的紀念,這是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最早的一篇文章。二是1921年秋天工會紅色國際駐赤塔特派員的報告。
  
  考證在一步步地接近于歷史的真相。由于陳潭秋和國際代表都與“一大”有直接關系,說法可信度高,但需要進一步的證據來佐證,方更有說服力。這兩份重要的資料,都稱會議上海開了八天。第八天晚上,由于法租界巡捕到會場搜查過,會議被迫終止,代表們決定次日將會場轉移至嘉興南湖。第二天凌晨,陳公博的住處隔壁發生了一起槍案,再次驚動了警方。因為接連受到驚嚇,陳公博沒有前往嘉興參會。
  
  盡管陳公博和周佛海后來投奔了國民黨,還當了漢奸,做了汪偽政府的高官,但是他們的回憶錄中有些細節還具有參考價值,所謂不能因人廢史是也。陳公博的回憶錄中,一段文字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點多鐘,我睡夢中忽聽到一聲尖叫,繼而便聞一女子悲慘呼叫……那案子直至下午六點多鐘才被發覺,兇手早已逃走。”周佛;貞浿幸舱f:“公博當時正帶著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大東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當晚發生了一件奸殺案,開了兩槍,打死了一個女人,公博夫婦,真是嚇得魂不附體。”李達夫婦及其他一些當事者在解放后的回憶,也證明確有此事。所以,能查到這次兇殺案的案發時間,便能夠推算出“一大”召開的具體時間。
  
  得知這一線索,邵維正如獲至寶,于是馬上聯系上海方面協助查閱老報紙上的新聞,很快便在《申報》上查出“大東旅館發現謀殺案,被害者為一華麗少婦”的記載。據報上介紹,被害女子名叫孔阿琴,起因并不是什么“奸殺”,而是帶有“情殺”性質。原來這個孔阿琴與一個“西崽”(即洋老板的馬仔)好上了,私奔后因感到沒有出路,便決定雙雙殉情。這個“西崽”和孔阿琴住進大東旅社后,在凌晨開槍打死了孔阿琴,自己卻突然又不想死,于是匆匆離開房間遠遁了。報載此事發生的時間,是1921年7月31日凌晨。說明陳公博回憶中的槍殺案發生的時間是正確的。
  
  從這起槍殺案發生的時間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由此可得出,陳潭秋與國際代表所說的“一大”召開日期是正確的。這一考證成果上報中央后,得到了當時主管宣傳教育工作的胡喬木的稱贊。邵維正撰寫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一文,發表于1980年1月10日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先后譯成英、日、俄等文字,被評為全軍優秀成果一等獎。1981年紀念建黨60周年時,《中共黨史大事年表》正式將黨的誕生日確定為1921年7月23日?紤]到幾十年來形成的習慣,再加上毛澤東當初只是確定7月1日為“紀念日”,中央決定不予改變,規定每年的7月1日仍作為建黨“紀念日”。至此,塵埃落定,黨的誕生日得以最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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